父亲节专栏 | 我想有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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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where deception is everywhere, 

the love is where you find it”



《小偷》(BOP/THE THIEF)

俄罗斯

1997

导演:帕维尔·丘赫莱依

主演:弗拉基米尔·马什科夫

           叶卡婕琳娜·列德尼科娃

           米沙




父与子


苏联时期功勋级电影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导过两部让中国电影观众印象至深的电影,一部是《第四十一》(1957),一部是《士兵之歌》(1959)。这两部蜚声海外的同时,也在本国遭遇过批判。

 

40年后,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儿子帕维尔·丘赫莱依拍摄了他的代表作《小偷》,背景仍然与他父亲亲自参加的那场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人物在形象上也是一位“军人”,同样引起西方电影界的极大关注。两代人的电影之间,却有着寓意深刻的错位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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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丘赫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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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丘赫莱依


乱世两代人


《小偷》在画面上的直观感觉是不通透,而《小偷》讲述的故事,是被整个时代铺天盖地的高歌猛进的画面排除在外的灰色地带。

 

二战让苏联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个胜利让苏联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自豪感。

 

但是,当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在战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祖国,在失业的重压下走上了欺盗行窃的道路,二战的结局是国家的胜利还是个人的悲剧?

 

当那些英雄母亲,抹平内心的创痛,擦干眼泪把自己的丈夫送上了前线,用自己的身躯和双手独自抚养一个或几个孩子,在战后却得不到任何抚恤金,只能随波逐流,毫无自尊地乞讨着生活,战争胜利背面是否有人性的沦丧?

 

当我们看惯了二战后的花海和迎风飘扬的旗帜,看到《小偷》中托杨在影院看到这样的画面时,那轻蔑而无耻的一笑,又该如何面对“曾经看到的历史”和眼前《小偷》中描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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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与讲述战后苏联人的悲欢离合的电影有很大的不同。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体制高于一切的高大全人物之外,普通人物在后方同样经历的战争,人性,以及道德拷问的动人故事。


《小偷》里的英雄归来,已经沦为盗窃的惯犯。桑亚的妈妈的命运更是深陷泥潭,难以转圜。在一个时代的独裁者即将落幕时,像桑亚这样摇摆在父辈的英雄主义和子辈的残酷现实之间,茫然的战后一代。




“伟大母亲”

全片中的第一场戏,特别容易让人想到《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开头,战后找不到自己丈夫的德国妇女们,背着一个简陋笨重的木牌,在火车站的铁轨边上,在城市的残垣断壁之间,惶惶寻找着自己的丈夫。


同是孤身无依,《小偷》里的妈妈,一个年轻的寡妇在弥漫着烟雾的田野上踽踽独行。腹部开始阵痛,她倒下身去,她的手紧紧抓住冬天土地中湿滑的泥土,她用手使劲撕扯自己单薄的裤袜,也无法减轻分娩的痛苦。她在身边只有冬天荒芜的庄稼,和渺渺淡淡的烟雾相伴的情形下,艰难生下了这个战争的遗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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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亚OS:父亲早在我出生的6个月之前,因为战争的伤病而死亡。



桑亚的妈妈正是我们所习惯称呼的苏联“英雄母亲”大军中的一员。当我们只看到英雄母亲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往战场,往往会忽略追问下去,她们之后的命运呢?

她们之后的命运就是--如浮萍一般听天由命,就好像妈妈在这部电影中反复说的那样,“我哪里有地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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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苏联人口比例极度不平衡,妇女从邂逅一个男人,到私定终身,很自然地有种不可理喻的匆忙和迫切。像桑亚的妈妈,在火车上认识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产生了没来由的情感,在下一站就可以提着皮箱,牵着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和这个男人成为小镇人心中的某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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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叫托杨的“军人”,每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呆过一段,干了一票大的之后,就会带着妈妈和桑亚逃离此处。他们逃窜最安全的方式是火车。“一会儿再想吧,火车就要开了”,是托杨哄骗妈妈,让他继续死心塌地跟随他行窃的惯用伎俩。



桑亚的妈妈愿意跟着托杨,有单亲妈妈的生存压力,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民生涂炭,还有在苏联的社会体制下的对个人的极大限制。托杨一身干净立整的军装,让她理所当然充满了成为军属的憧憬。但是托杨的证件迟迟找不到,为此她甚至在两人最为亲热的时候,担忧没有证件,无法验明正身。你不是国家的人,就会随时被房东扫地出门。社会的盲流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无疑相当于等死。对于度日来说,即使是假装当一个国家的退伍军人的军属,也比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单亲母亲要轻松。




这种生存的压力如果再加上情感的因素,就更为痛苦。当妈妈突然发现这个男人对漂亮女人喜欢动手动脚并非出于浪子的放荡,而是为了方便他安排时机,下手盗窃的时候;当未来的生活考验着她,道德考验着她的时候,她臣服于情感的惯性。她带着桑亚跟随着这个小偷,登上了一辆又一辆,去往苏联东南西北的火车。在火车上面对一桌用偷来的钱换来的琼浆美食,她失去理智地疯笑起来。




妈妈对因为火车站检查证件,而慌忙独自逃脱的托杨说,“我真希望你再也别回来了。”




托杨却说:“你说的是假话!”




因为每当妈妈想要离开托杨,他就会说,给我你的地址,你等着收到我从监狱写的信吧。“可我没有地址”,这一再提醒妈妈,她和桑亚哪还有人会要她们呢。她们在哪里可以容身落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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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不停奔波,不同地方定居,一次次演着同样的盗窃剧情,除了把酒精灌进自己的胃里越来越多,妈妈无法做出其他的改变。剧情都一样,只不过上钩被骗的人发生了变化,所以即便明知医生的妻子来电影院是为了单独和托杨约会的,妈妈是麻木的。面对彬彬有礼的医生妻子,她的眼角充满了鄙夷,那一刻两个女人的交锋,妈妈绝对是高高在上,同时也是最痛苦的。她认为她真的爱着这个男人,她必须要离开这个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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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变成了至死不渝。托杨被警察抓捕,妈妈对审讯人员说,你们放了他吧,他是因为在战争中受了刺激。妈妈对托杨有依赖,有爱,还有同是沦落人的同情。



妈妈和桑亚在火车轨道边上,歇斯底里地寻找,被桑亚扔掉的,托杨偷来的金银首饰,不顾即将碾压过来的火车。当火车紧紧地贴着母子俩的身体呼啸而过,画幅底端的蜷缩拥抱在一起的母子,背靠着沉沉黑夜和冰冷的火车,隐喻是浓烈的。没有父亲,即使是像托杨这样的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于他们来说都会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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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杨被捕服刑,妈妈因为流产手术死在医院。没有墓碑,只有白雪覆盖着一块小小的坟。没有亲人送别,只有桑亚一个人。



片中,和托杨一样从监狱准备发配去远方的犯人并不在少数,而他们的妻子和桑亚的妈妈一样被狱警阻挡在远处。只有在自己的丈夫低着头跑向卡车的时候,才会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希望他们转过头来,彼此好再见一面,或许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面。这个段落动作戏和画外音设计得极为煽情真切,应该是导演案头准备过程中看了当年的历史资料和真实的细节记录,升华而成的。




二战当中,被人称为“英雄母亲”的一代女性,和桑亚的母亲一样结局的,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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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儿子


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父亲的形象,在片头第一场凄惨的生育画面中,在烟雾的笼罩下突然影影幢幢地出现,在正在奋力生下桑亚的妈妈身边驻足,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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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桑亚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托杨。这个男人很快就和妈妈在拥挤的火车过道眉来眼去,他又很快把妈妈和桑亚带下了火车。他对迷迷糊糊的女房东说,自己走的太急,没有带军官证件,并且信誓旦旦可以随时给部队总部打电话确认他的身份。但是肥胖的女房东相信了他,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一个刚从前线载誉归来的军人,迫切需要把自己的家眷安顿下来。



但是,如果不是,他到底又是谁呢?他真正的家眷又在哪里呢?电影自始至终模糊了这个男人的背景。或许他的确是从战壕中返回家乡,因为证件丢失,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退伍军人,生计所迫去靠偷盗为生。或许他是战争中开小差的逃兵,证件并非丢失,而是部队将他永远除名。或许他隶属的整个部队都战死疆场,他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人,他的活下来让当年严苛的红军政工组织无从判断他是敌是友,因此剥夺了他的英雄荣誉,抛弃了他。而还有可能的就是,或许他从来就不是军人,从未上过战场,只是在一个难以生存的战后时代,依靠民众心目中对前线英雄的好感和盲目信任,为自己不齿的偷盗生活赋予一层难以打破的神秘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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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儿子”,而且是秘密的!



托杨给身边所有的人灌迷魂汤,并能够给他们营造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气氛。他来到一个地方,和桑亚以及他的妈妈安居下来,停歇一段时间,就会端起酒杯,称这些寄居在大杂院,平时勾心斗角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他们组成的是多么美好的大家庭。他请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他还请大家看马戏表演,歌唱会,电影,而这些当时的苏联人最为热衷的公共活动。大家相信这个长相英俊的军人,相信他的言之凿凿,相信他以伟大领袖斯大林为名的祝酒辞,因为他让所有人一直以来接受的那种集体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得到落实和圆满,婀娜的女人甚至也想委身于这个已经有“家属”的军官。




没有人注意到什么不正常,更没有人觉察到危险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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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气氛中,托杨开始下手。他偷走了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偷走了普通的老百姓仅有的一点衣衫,积攒多年却仍然很少的积蓄,和吃饭用的刀叉碗碟。然后,带着掩护他的幌子,桑亚和他的妈妈,一去不复返。



作为小偷的托杨其实从来都没有失手,即便是貌似失败的盗窃医生的家,他最终也带着他的小徒弟,桑亚,逃离了现场。托杨被抓完全是因为被火车站的两名警卫人员,以相当于今天“袭警”一样的罪行逮捕,发配,服刑。




在一个随时可以编排各种各样的罪行,随意抓人,毫无法纪可言的时期,一个到处流窜作案的小偷,竟然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惩处。当时如同洪水猛兽的根本不是偷窃和抢劫,最可怕的是有人说你是“通敌者”。这个罪名甚至对于少不经事的孩子也行之有效。当托杨带着桑亚爬救生楼梯到医生家的窗前,惊恐的桑亚拒绝潜入医生的家,他不要做小偷。托杨又拿出“自己是斯大林儿子”的口吻威胁他。




“现在我们要进去的是一个敌人的家,他是个通敌的坏家伙,如果我们不去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你就是他的帮凶。” 这招极为行之有效,尚且年幼的桑亚咬牙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偷窃。




而这些对于托杨来说,完全不会受到所谓的道德的谴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人生。他对这样的处世态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认同,他也不希望任何人拂逆自己的意志。对于一个原本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内心柔软,充满了对理想主义的真善美人生的期盼的桑亚,托杨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父爱。桑亚是他培养的对象,或许在他带着桑亚爬上防火楼梯的那一刻,他已经对桑亚未来制定了方向。


可是桑亚,最终还是把他当作了父亲。这是托杨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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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逢是托杨的重场戏,他身上的军大衣没有了,他穿着工人一般的棕色的布衫。他拉着手风琴,那首歌是桑亚熟悉的,一听就会想到这个叫做托杨的叔叔/爸爸。



他拉着这首曲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远远地站在他身后的桑亚。在他转头看桑亚的瞬间,他的表情是一个贫穷的醉鬼最具有代表性的表情,目光呆滞,嘴角挂着一丝傻笑。桑亚告诉他我的母亲是谁,我叫桑亚,他竟然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跟过他的女人很多,他怎么能记得起来呢。然后和小酒馆的女招待淫声浪笑一番,对桑亚满不在乎。托杨最后说,带我向你妈妈问好,告诉她,托杨问候她,她会想起我的。




托杨在一个漆黑无比的夜晚,穿着如乞丐一般,拿着刚刚偷取的赃物扒火车准备逃亡,伎俩还是当年的那些伎俩,但是托杨已经不是那个在阳光明媚的一天,穿着笔挺的军大衣,登上了桑亚和妈妈搭乘的火车,不容置疑地走入桑亚人生中的男人了。桑亚把托杨击毙在正驶离车站的火车上。




他早该死了。




战争遗孤




桑亚从出生就没有父亲,在每一个痛苦的时刻,被大人哄骗,被妈妈从屋里赶出来,孤独无援的时候,就会出现烟雾氤氲的画面,在这样的意境当中,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父亲的形象就会远远地出现。


在那个家庭四分五裂,生活的困苦磨难碾碎了男人和女人的肉体的战后时代,被意识形态刻意遗忘的还有一群飘零在世间的孤儿。桑亚是一个战争的遗腹子,他和他的妈妈都不希望他再成为孤儿。


他渴望有一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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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男人,突然在火车车厢里给了桑亚一个任务,让他看好他的装枪袋(或者是刚偷的钱袋)。桑亚趴在枪袋上,做出守护枪袋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样子,用手对着窗外交错而过的另一列火车劈啪打枪。而在火车交错的尾端,桑亚又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穿着军大衣的士兵,而这个士兵也目不转睛地遥望着桑亚。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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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桑亚出场的第一场情感戏。饰演桑亚的小演员米莎从这一刻开始,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特写镜头下他明亮而善良的眼睛,柔嫩的红脸蛋,还有对战争英雄的崇拜,是战后的苏联人最纯洁美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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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叔叔和爸爸之间,桑亚犹豫不决。他认可了托杨,同时也否定了托杨。



桑亚不叫托杨爸爸,他叫他叔叔。因为这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把自己从妈妈的床上挤走,还在桑亚拒绝睡在椅子拼成的所谓的小床上的时候,扬言要把他从窗户扔出去。更可恨的是妈妈的态度。托杨送给妈妈她从没有过的手表,妈妈欣喜之下,竟然把桑亚推出房间,而那间他们租住的房间几乎在任何时刻都是从里面反锁着的。




桑亚恨托杨,他怕托杨。




托杨会恶狠狠地纠正他,“叫我爸爸,我不是你的叔叔。” 




托杨会在他被一群街头小孩群殴,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扯着他的衣领告诉她,谁打你,你就打谁,揍他!




托杨还会对桑亚说,“别管谁比你强,只要你对你自己说,为了一根烟,一个冰淇淋,我就敢拼命,再强的人都会怕你。”




托杨对指着他胸前斯大林纹身的桑亚说,“其实我是斯大林的儿子,但这是个秘密,你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桑亚看看墙上的斯大林的宣传画,再看看眼前这个刚刚为了他,打碎了一个魁梧的大胖子的牙齿的男人。




“他是斯大林的儿子”,征服了桑亚幼年的心,带给他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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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桑亚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托杨产生了强烈的依恋,这种依恋延伸到他失去母亲的少年时期。桑亚相信之所以他与孤儿院的其它孤儿不同,是因为世间还有一个叫做托杨的爸爸。



但当他再次与托杨凄然重逢时,面对托杨冷漠无耻的态度时,已经成为少年的桑亚尿裤子了。这个细节让人难以接受和信服。只是因为桑亚的世界塌了,再也不可能重新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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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结尾,亲手开枪打死了托杨的桑亚,割断了过去所有关于父亲的记忆。阴郁的气氛笼罩在他脏脏的脸上。他脱掉自己单薄的上衣,赤条条的钻进孤儿院冰冷的被褥里,决绝地背对着镜头。镜头向外拉,这是一间诺大的宿舍,排列整齐的小床,每一个小床上,都躺着一个像桑亚一样的孩子,他们睡着了,但是在黑夜之中就如同死了一样。



镜头闪回到桑亚送别即将发配去远方的托杨时,在雪地上奔跑。桑亚边跑边大喊,“爸爸你回来呀,不要抛下我和妈妈,爸爸你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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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于每一个和桑亚一样躺在孤儿院的孩子们,都还记得最幸福最温暖的时刻,只是他们刻意隔断了这样的记忆,因为站在另一个极端,这一切不过是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欺骗。



他们无法摇摆,他们也不会选择,他们已经拥有的就是已经死去的。但是他们的身上已经打上了印记,就好像桑亚在背上刺了和托杨同样的豹子刺青,同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形态。




因为代表着威吓,暴力,和残忍。




因为托杨说过,这样的刺青就是用来吓人的!




这印记,会跟随他一生。





专栏作者

Anita Kang

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本科),电影学系(研究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电影电视专业(研究生)。现就职凤凰卫视,纪录片制作人,高级编导。

联系方式:anita.k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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